拍品名称：

徐元文 行书感蝗赋 手卷

图录号：

960

年代：

艺术家：

徐元文

材质：

纸本

作品分类：

尺寸：

25.5×133cm

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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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公司：

中贸圣佳

拍卖会名称：

中贸圣佳 2005春季艺术品拍卖会

专场名称：

中国古代书画（二） 总成交额：15792.92万元 成交率：78%

拍卖时间：

备注：

声 明：

徐元文《感蝗赋》行书手卷释读
钱 冶
一、《感蝗赋》及其作者
徐元文《感蝗赋》行书手卷，纸本，长133厘米、宽25．5厘米，启首处钤有“嘉庆御览之宝”朱文印、“石渠宝笈”朱文印、“宝笈三编”朱文印、“三希堂精鉴玺”朱文印、“宜子孙”白文印、“蒋祖诒”白文印、“榖孙鉴藏”白文印，赋文后附有姜宸英、万斯同、尤同、万言、徐秉义、朱彝尊、曹寅等徐元文门生、故旧、亲友的14通题跋及缪荃孙、梁鼎芬等人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后题写的8则跋语。此手卷（指徐元文手书《感蝗赋》及其后14则题跋）在成书于嘉庆年间的《石渠宝笈三编》及胡敬《西清札记》中都有著录。这说明了它的来历和分量。
徐元文（1634—1691），字公肃，号立斋， 江苏昆山人。所著有《含经堂集》、《得树园诗集》。据《清实录》、《清史稿》载： 徐元文顺治十六年（1660）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康熙初元，江南奏销案起，坐罣误，谪銮仪卫经历，乞假归里，阅四年，事白，复修撰；丁外艰，康熙八年起复，补国史院修撰，迁秘书院侍读，典试陕西；康熙十三年，擢内阁学士；康熙十四年，改翰林院掌院学士，充经筵讲官，兼礼部侍郎；康熙十五年，丁母忧归；康熙十八年，特召监修《明史》。学士充监修，非故事也，请辞，不许。因请购遗书，征遗献、荐故给事中李清、主事黄宗羲及原任副使曹溶、主事江懋麟，布衣黄虞稷、诸生姜宸英、万言；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迁刑部尚书，甫旬日，调户部；康熙二十八年五月，拜文华殿大学士；康熙二十九年五月，两江总督傅拉塔疏劾元文及其兄徐乾学，元文既以廷议数与满大臣忤，屡招党讦，乃具疏力求去，上许原官致仕，即日辞朝。康熙三十年七月，薨于里第，年五十有八。从赋前序文“余行及山东，则闻列郡多有蝗。过任城（即今济宁），见其群然而飞；次于扬之高邮，则飞者益众。”看其行程路线是由北往南、过山东入江苏。所以这篇《感蝗赋》是徐元文因故回乡途中，见到山东任城、江苏高邮等地发生蝗灾，有感而发写的辞赋。
从其经历看，徐元文在朝为官30年，到最后辞官至少有三次还乡。第一次是康熙元年“谪銮仪卫经历，乞假归里”（至“丁外艰，康熙八年起复”，其间是否还有过一次还乡，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第二次是“康熙十五年，丁母忧归”；第三次是康熙二十九年“原官致仕”。又据李煦题跋“公秉钧一年，清望着于天下”句、胡渭题跋“公作此赋时犹未当大任，迨一总西台”句及张大受题跋“为帝作辅，既和阴阳。公归闵灾，蔽天薨薨”句，可推知徐元文《感蝗赋》应作于“丁母忧归”的康熙十五年还乡途中。
蝗灾本来是一种自然灾害，康熙年间几乎年年都有发生，只是灾情大小、地域不同。如康熙六年、十年、十一年及其“丁母忧”后的康熙十八年、二十五年的蝗灾，都是比较大的，特别是康熙十年蝗灾是历史上非常罕见的，而《感蝗赋》中所说的蝗灾，史料文献中并未特别提及。但徐元文却大书特书，还引经据典，说是因官吏“贪苛所致”，是天怒神怨的结果。在后面题跋的人也都附和其说。显然徐元文是借题发挥，有影射时政之嫌。所以，这件《感蝗赋》行书手卷就很有意思了。因为，无论是其文献价值还是其书法价值，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清朝初年，汉族士大夫阶层所特有的思想情感。
二、《感蝗赋》的文献价值
我们知道徐元文，多是因其监修《明史》及撰写《中俄尼布楚条约》界碑碑文。前者是康熙十八年的事，后者是康熙二十九年的事。《尼布楚条约》签订后的第二年，清政府准备树立界碑，用汉、满、蒙、拉丁、俄五种文字将条约刻在碑上。刻碑汉文是由徐元文根据《实录本》润色写定。这两件事说明了康熙帝对他的信认，也说明了他当时的作用和地位。
编撰《明史》是一件很难办的事，徐元文本来不愿意干。一是因为有顺治二年的“毓祺诗词案”和康熙二年的“明史案”在前。毓祺因一句“纵使逆天成底事，倒行日暮不知还”被指为反清复明，而遭抄家灭门戮尸；写“明史”的庄廷龙被鞭尸焚骨，作序者及其五子，买书卖书刻书者及书中列名的江楚一带名士70多人被杀。所以凡涉及文字事，世人多心有余悸。二是徐元文的社会关系问题。徐元文是顾亭林的外甥，顾亭林与黄宗羲是当时有名的不合作者。三是徐元文的思想情感的状况。他本来是有牢骚的人，让他监修《明史》，他还必须借重一班与清统治者在思想感情上不合拍的人，如明朝遗臣尤同、黄宗羲的儿子黄百家、弟子万斯同、布衣黄虞稷、诸生姜宸英、万言等。尤其是万斯同，以明遗民自居，绝不仕清。携书10万卷入京，不受俸，不署衙，以“布衣”身份参修明史。《明史稿》500卷，由他手定。卒后归葬奉化市莼湖镇邬阳观山南麓，墓上有“班马三椽笔，乾坤一布衣”的对联。这些人和事对徐元文不可能没有影响，所以他心里没底。但康熙帝坚持由徐元文来主管，并答应了他许多条件，其中就包括人选问题和编写原则问题。这说明康熙帝对他的倚重。
《明史》是二十四史中较为优秀的作品，也是纂修时间最长的一部史书。如果从清顺治二年（1645年）开设明史馆起，到乾隆四年（1739年）正式由史官向皇帝进呈，前后历时九十四年。假如从康熙十八年（1679年）正式组织班子编写起至呈稿止，为时整整六十年。费时如此之久，主要是政治原因。可以说，明史的诞生，是明末清初以来许多优秀学者共同呕心沥血的结果。现在很多学者都认为，明史的优点在于资料翔实丰富，当时可资的第一手史料很多，除一套完整的明朝各帝“实录”而外，尚有邸报、方志、文集和大量私家史乘。朱彝尊修史时《上总裁第二书》中说，仅各地的方志藏于国家图书馆者，即达三千余册之多。此外，如明人王世贞著述的《锦衣志》、《中官考》等，都对明朝特务统治和宦官之弊有系统地作了介绍。加之裁减得当，使其充实而不芜杂，精当而不粗疏，史学价值极高。同时，其论判公允，能够秉笔直书。最为典型的，就是为袁崇焕平反一例。
《感蝗赋》是徐元文在监修《明史》之前写就的，但后面的题跋却大都是与其一同编撰《明史》的同僚，在其身后不久题写的，内容都与徐元文的感慨相一致。可见当时这些人的思想情感是相通的，并且在一定成度上也都受到了康熙帝的尊重和理解。所以，《感蝗赋》行书手卷，从侧面印证并反映出了康熙帝政治上所能有的开明。这也正是徐元文《感蝗赋》行书手卷的文献价值所在。
三、《感蝗赋》的思想情感
《清史稿》中称徐元文“闲雅方重，敦品励行”。当时徐元文与兄徐乾学、弟徐秉义号称“三徐”，都是进士出身，且身居高位，但徐乾学名声很不好，最后也正是因为其兄长及“以廷议数与满大臣忤，屡招党讦”他才被迫辞官。所以从其为人与其写《感蝗赋》时的地位“礼部侍郎”看，徐元文发点牢骚也是正常的。但徐元文不就事说事，而拿蝗灾借题发挥，影射时政，说蝗灾是吏治问题、是与天道相违不“修德”的结果。显然这是曲笔。因为他深知其中的利害深浅，稍有不慎，就会触发民族与文化的敏感神经。
以徐元文的资历和学养，当然清楚当年的蝗灾与“修德”无关。 在《新唐书·姚崇传》就曾载：开元四年，山东大蝗，民祭且拜，坐视食苗不敢捕。崇奏：“《诗》云：‘秉彼蟊贼，付畀炎火。’汉光武诏曰：‘勉顺时政，劝督农桑，去彼螟蜮，以及蟊贼。’此除蝗谊也。且蝗畏人易驱，又田皆有主，使自救其地，必不惮勤……”乃出御史为捕蝗使，分道杀蝗。汴州刺史倪若水上言：“除天灾者当以德，昔刘聪除螟不克而害愈甚。”拒御使不应命，崇移书诮之曰：“聪伪主，德不胜袄，今妖不胜德。古者良守，蝗避其境，为修德可免，彼将无德致然乎?今坐视食苗，忍而不救，因以无年，刺史其谓何?”若水惧，乃纵捕……
同样《资治通鉴》中也载：（开元四年）山东蝗复大起，姚崇又命捕之。倪若水谓：“蝗乃天灾，非人力所及，宜修德以禳之。刘聪无道，时，常捕埋之，为害益甚。”拒御史，不从其命。崇牒若水曰：“刘聪伪主，德不胜妖；今日圣朝，妖不胜德。古之良守，蝗不入境。若其修德可免，彼岂无德致然！”若水乃不敢违。
这些记载，对一位大学士来说可谓烂熟于胸，但他置若罔闻，就只能说明其别有“用意”了。
况且，顺治、康熙年间的吏治还是很有成效的，且凡大灾之年，受灾地区大都实行蠲除。这在文献中屡见不鲜。从总体上讲，当时还是比较体恤民情的。
而对于世人的牢骚，康熙帝也早有看法。在康熙年间，康熙帝曾先后颁布过《训饬士子文》、《圣谕十六条》等，其中主要内容是“敦孝悌、笃宗族、和乡党、黜异端、明礼让”等，贯穿的主导思想就是：不该做的事别做，不该说的话别说，否则“又安望其秉公持正，为国家宣劳树绩”。当然这些都是针对士子身上的毛病所说的。但这也正好反映出当时在思想与情感上，众多的汉族知识分子与满清统治者的不融合。作为大学士的徐元文是完全了解情况的。既然如此，徐元文的牢骚就只能是特殊历史背景下其思想情感的微妙反映。而这作为史官并利用主抓道德教育身份所写的影射文字，因其文辞峻切又可作“为官铭”看，所以，并未给徐元文及其后人带来不利。这同样说明了康熙帝的开明与对他的厚待。
四、《感蝗赋》的书法艺术价值
再从书法角度看，这件《感蝗赋》行书手卷，又是非常难得的艺术珍品。
清初，书法一道受元明影响很深，大致有三种取向，一是取法传统，上宗二王、力追晋唐；二是时风所向，受羁于馆阁体及赵孟俯、董其昌；三是士风的暗动，以王铎、傅山为标榜的“遗民书法”。
“馆阁”二字在宋代时是昭文馆、史馆、集贤院和秘阁、龙图阁、天章阁的统称。明清时因上述馆阁并入翰林院，故有称翰林院为“馆阁”者。作为书法，“馆阁体”是指明清两代大小一律、形体方正、线条光洁的官场书体（明代多称“台阁体”）。在明代“凡金版玉册，用之朝廷，藏秘府，颁属国，必命之（沈度、沈粲）书”。到了清代，因康、雍、乾三朝皇帝对“馆阁体”书风的钟爱，以及他们身先士卒的“表率”作用，使得“馆阁体”很自然就成为那一时期书法艺术发展的主流。尽管该书体被后人讥为“一字万同”，但其行文布局的平稳匀称、字形体态的舒朗秀润，还是对后世有很大影响的。从《感蝗赋》行书手卷的整体风貌上还是能看一些眉目来。
而赵孟俯、董其昌的字体是明、清两代极其推崇的。尽管后人多认为赵、董二人的书法仍属“馆阁”一脉，但其宗法二王、力追晋唐所形成的独具风貌的字体，以及精辟独到的书法艺术见解，几乎成了那个时代的艺术准绳，成为帖学的圭臬。特别是董其昌的字，因康熙帝的个人喜好，而成为当时人人追摹的对象，以至无处不见董其昌的身影。就连董其昌喜用淡墨，也成为了效法的内容。这可从《感蝗赋》行书手卷及其后的14则题跋中完全感受得到。
与徐元文同朝为官、且担当康熙帝书法指导的沈荃，写得一手董字。所以，徐元文追仿董字也是顺理成章的。近年我们见到的徐元文作品仅几件，还无从全面了解其书法艺术成就，但从《感蝗赋》行书手卷中，还是能看出些许端倪。尽管《感蝗赋》行书手卷的字体完全有着董字俊朗、秀润、流丽的面目，但其字于起落笔处露出的峰杪与转折处偶现的圭角，所表现出的瘦硬、爽利、劲健，又有其独特的个性。不过其个性表现也绝非空穴来风。“遗民书法”的影响，可以说是其个性的正脉。
“遗民书法”的代表人物是王铎与傅山。如果说王铎的书法因人生际遇而赋予了其落拓不羁与参差张扬的个性，那么傅山的书法则是以“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诠释了他的人格操守与书法追求。对于王铎的为人与傅山的“作书之人首要之本乃在做人”、“一旦大节有亏，则笔墨不足补其缺”等言论，徐元文不可能没有触动。正因如此，徐元文书法在严守传统的同时，又着意于时尚追求与人格操守，因此才形成了其独特的个性风貌。
如果说传统是一个人艺术品格形成的主要动因，那么时风就很能左右一个人的艺术追求，但士风更是影响文人士大夫个性品味的趋动力。这三种书法取向相互影响，而徐元文身在其中，深知利害，不可能无动于衷、超然身外。这就使得徐元文的书法面目有了特别的表现。当然，其书法追宗二王、晋唐、效仿赵、董，也就不可能有着完全遗世的面目，但士风在其骨子里所形成的韧劲儿是其特有的、无法消弥的。表现在其书法上，则是俊朗中的孤冷、秀润中的倔强、流丽中的顿挫。
所以应该说，徐元文《感蝗赋》行书手卷，是那个时代所能有的典型的综合体，是真正用心、用意来写的极有性情的作品，就如同其《感蝗赋》文辞一样，完完全全是那个时代的产物。这样一件附有22通题跋的行书手卷，是历史的见证、是一种特殊背景下既特立独行又融通避让的精神气质体现，是不可多得的独具风格品性的珍贵文物。